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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布局持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国高校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已覆盖哲学、工学、理学、医学、农学等14个学科门类，其中包括2021年新增的交叉学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已有435所高校前瞻性布局878个交叉学科专业点，如人工智能、储能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金融工程、健康工程等，这不仅体现了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更彰显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优势学科集群形成。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引领下，通过学科特区政策创新、科研资助改革等机制突破，以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战略支点，我国高等教育已构建起“基础学科攻坚+交叉学科突破”的双轮驱动体系。这些领军高校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领域，实现重点突破，重塑学科生态。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联手攻关“数字敦煌”工程，将传统敦煌学与数字技术结合，让千年敦煌展现在数字世界。

　　二是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积极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高绩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间，高校新增数量最多的前10个热门专业布点数均破百，分别是人工智能（532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471个）、智能制造工程（337个）、机器人工程（276个）、数字经济（226个）、网络与新媒体（176个）、智能科学与技术（160个）、智能建造（152个）、金融科技（124个）、网络空间安全（115个），全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

　　跨区办学，构筑人才供需对接平台。苏州市政府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2所国内知名高校启动共建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共同体，围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课程建设与学科育人、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等，探索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育人新模式。推动校企共建百余个一流学科专业，首批遴选10对高校与企业合作共建，聚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专业融合形态优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向，构建产学深度协同的育人机制。

　　也要看到，在数智化洪流中，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进一步放大，成为制约产业焕新的掣肘因素。一方面，数智科技改造劳动过程、重塑人才结构，人才短缺问题加剧。据测算，2025年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为2500万至3000万。智造技术正以30%以上的替代率大规模淘汰低技能人工。而我国仍有超15%的企业尚未启动智能化，近50%的企业处于单点或局部部署阶段。另一方面，人才供给能力不足日益显现。高筑的校墙、泾渭分明的学科边界、单向的传授方式等传统办学育人模式，造成知识与生产脱节、实践与集成能力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出台了系列改革举措。例如，明确高校自主决定科技成果的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所获收益不再上缴国库，技术交易不再强制要求评估，引入协议定价机制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环境实现重要变革。同时，大幅提升对高校科研人员的转化奖励力度，明确规定现金和股权奖励比例不低于50%，多数高校超过70%，有的达到90%以上。此外，还针对奖励的落实配套实施减半纳税、递延纳税等优惠政策，出台支持科学家创业的政策，极大激发了高校科研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在系列改革举措推动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重大进展。据科技部评估中心发布的科技成果转化年报，2023年纳入统计的1557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额达到1371亿元，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近年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成功培育出以三家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一批科技领军企业，有力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支持科技冬奥的过程中，用智能技术打造数字大脑，让仿真技术模拟高山滑雪，以高精镜头追踪冰上轨迹，助力运动健儿科学训练和夺金摘银。

　　也要看到，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不高。这反映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虽然已实现多点突破，但整体效能有待提升。首先，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资产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国有资产流失的思想顾虑依然存在，有些高校仍然“不敢转”或“转得慢”。其次，转化生态体系仍不健全，运行机制不够畅通，专业化服务能力缺乏，“不会转”的困惑和“转不好”的畏难情绪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再次，评价导向未实现根本性转变，思想认识尚未完全统一，“我要转”的自觉性不足，“争相转”的局面尚未全面形成。

　　第一，着力破解国有资产监管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不折不扣落实。一是借鉴典型模式，全面推广赋权改革。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别采取“先赋权后行权”“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转化模式，实现了“换道超车”，突破了制度障碍。二是设置专门持股平台，推动单列管理落地实施。北京等多地支持高校设立一级公司，作为专门的技术类股权持股平台。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已设置此类专门持股平台，对技术类资产与传统校办产业从源头上予以区分，按照科技成果转化高风险内在规律进行管理，为落实单列管理提供了具体方案。

　　第二，积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绝不是简单的技术交易，需下大力气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转化成功率。一要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实现高效贯通管理，使大学科技园回归科技成果转化主阵地。组建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和团队，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已成为行业发展共识。例如，北京理工大学通过建设“事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新型技术转移机构，组建了近40人的专职技术经理人团队，重点夯实概念验证、创业孵化和科技金融等核心环节，提供全生态链专业服务。二要汇聚社会资源，共同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例如，教育部推动建设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联合地方政府、国家高新区、重点企业、金融资本等各方力量，协同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