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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是其特色之一，也是作战胜利的保证。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评价称：“每个作战部队都有一名与军事指挥员拥有同样权威的政委。虽然政委的工作是指导军队的政治工作，但他也主动了解当前的军务，所有的军事计划在执行之前都要经过政委的批准。同样，军事指挥员也要了解军队政治工作的动态。显然，这两项工作必须不断协调。政治工作是八路军军事行动获胜的最重要因素。”1944年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则对军队做出综合评价，称“中国的正规军是一支年轻力壮、丰衣足食、训练有素的部队。士兵们都是自愿参军，颇为聪慧，且士气高昂”。

　　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术，爱泼斯坦指出，“看准了日军战线拉得太长有鞭长莫及这个弱点，在防守力量薄弱的敌人据点之间有广大的空隙地区可以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敌后辽阔的农村地区就这样逐步成为解放区”。曾担任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在全面抗战初期仍在延安工作，据他观察，“八路军在取得初战胜利之后，不再以军、也极少以师的规模作战，而是以旅、团以至营为单位分散活动。这些部队袭击日本小股队伍，特别是日本人的后勤部队。这样，自己遭受的损失较小，而得到的战利品则十分可观，同时又可以得到敌后居民的同情。这些部队的主要目的是在距离城市和交通线不远的山区和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使日本军队无法保持稳固的驻地”。在晋察冀根据地的燕京大学英国教师班威廉也曾指出：“八路军以山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时时向敌人袭击，这项策略之所以能够发生效果，乃是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敌人因扩展封锁区域的结果，兵力分散得厉害，每一据点往往只有少量的护卫部队，因此中国军队可以随心所欲地越过整个的铁路地带而不致遇到优势的敌军。”西方人士的这些描述，基本反映了八路军游击战的精髓。

　　实施的阵地战、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也是来华西方人士颇感兴趣的问题。1938年2月，在同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指出：“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它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斯诺对军队在抗战中的灵活机动的军事战术进行了分析，指出：“军队使用了三种主要的作战方式，分别用不同的战术方法发展，分别是游击战、运动战和机动战。其中前两种属于攻势作战，可以按照预定计划快速地分散，也是防止战斗形势逆转的唯一防御措施。而在机动战中，军队的战术则包括对点和线的纵深防御，而且把阵地只看成暂时性的，完成掩护或部队撤退任务后，便会放弃。军队不会死守一城一地，而是基于快速移动与优势兵力的基础上，进行积极主动的进攻。”

　　对于游击战的军事价值，卡尔逊也曾有过比较中肯的评价，他称：“八路军的领导人不承认这种战术是决定性的，也不认为它能取得最终胜利。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是延长战争，第一，使日本军队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控制非占领区；第二，使日本军队无法利用自然资源；第三，努力增加日军在交通线上运输粮食和武器的难度。八路军完全实现了这些目标。”西方人士认识到游击战对日军重兵驻防阵地的打击力度有限，但认为此种作战方式可为正面战场提供支持。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曾明确指出：“单纯的游击战是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的，只有通过大规模正规军的阵地战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游击队是正规军的补充，游击队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的活动减轻了正规军的战斗压力。他们一刻不停息地活动，牵制了大量敌军。他们的攻击活动能够掩饰正规军的转移方向和真正的军事攻击地点，掩盖真正的兵力集中地带。”

　　与片面抗战、不敢发动民众不同，敌后游击战的开展，依靠的是大力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参与抗战。组织的游击队、民兵等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确保了游击战的成功。因当时西方搞不清楚领导下各类武装的性质，爱泼斯坦曾专门做过解释。他称，“八路军是高度统一的正规军，采用游击战术，和两类人民武装配合：一类是游击部队，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可以根据战术需要，命令游击部队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另一种类型是自愿组建的民兵自卫队，只在自己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附近活动”。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曾在根据地进行医疗服务，他在谈到山东、江苏等地组织的民兵时说：“民兵的任务是，向八路军报告敌军调动情况，主动出击小股敌人，抗击来犯之敌以待八路军援兵。他们破坏铁路、公路，在敌人交通线上埋地雷。民兵装备虽然差，却能发扬中国革命的伟大传统，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民兵是农民子弟，他们都留在各自的村镇里，耕种和保卫自己的土地。当然，八路军会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指导。”英国记者斯坦因1944年曾访问延安，在谈到军事动员的实际效果时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队在任何地方进攻或防守时，他们都会自动具有比实际人数大很多倍的兵力。在任何规模的战斗中，装备最好的正规军总是在前线抵抗敌人的主力部队。装备简陋的特别游击队，专门从事拦截、欺骗敌人、分割敌人侧翼的工作。民兵扰乱和狙击小规模的敌人，埋设地雷，破坏敌人，帮助保持情报联系，并带领正规军穿过他们的活动区域。”正是在广大民众的坚强支持下，敌后游击战才能取得胜利。1944年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访问延安的外交官谢伟思也曾感慨：“这种抵抗之所以可能并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是由彻底动员起来的民众大胆进行的全面游击战争。在这种彻底动员中，作为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正规部队，仍然服从于数量多得多的人民自身的武装力量。正规部队之得以存在，是由于人民允许、支持他们，并全心全意地与他们并肩战斗。军民之间完全是团结一致的。”

　　斯坦因曾高度肯定军队对日伪军的打击，称：“日军和他们的傀儡不能重新征服控制的地区，事实反而被囚禁在沿他们的运输线和大城市四周一条条狭小的土地上。几乎每个敌人据点和碉堡都经常被包围，那里的守军的给养往往非常困难。的侦察员监视着他们设在战略要地的每英里的防御沟，日军总是企图通过这些防御沟向处于危急中的碉堡赶派援军。有很好的情报系统，能预先知道敌人的全部行动。而地方民兵的发展和正规军的机动性，大大地加强了他们的防御力量。”对于新四军在敌后游击战中的成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称，新四军的游击战，使“这些伪军及其日伪政权，只能在日军派有重兵防守且有围墙的大城镇中活动，敌人的卡车或船只只能在配备武装的情况下行驶”。

　　当时来华的西方人士还通过具体的案例和数据介绍的抗战成绩，有助于国际社会更直观地了解抗战。1937年曾访问延安的美国学者毕森在其之后出版的著作中通过对比军队和军队的战绩，指出：“如果同逐渐减少的军事行动作比较，的军事行动显得更加突出。到1940年，军队牵制了侵华日军40个师团中的17个，占全部在华日军的2/5。从1940年7月到1941年6月，军队造成日军伤亡182094人，而军队造成日军伤亡130010人，占总数的42%。鉴于国共两党在资源上的巨大差距，特别是美国一直在稳步增加对重庆的援助，而根本没有向延安提供援助，这个比例显得很重要。”曾在延安从事无线电服务的英国学者林迈可肯定了全面抗战后期对日军的牵制作用。他称：“在大多数战场上，游击队活动是辅助阵地战的。但是在中国正是游击战争牵制了较大部分的日本军队。一九四四年三月，至少有二十二个师(团)即日本在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在正规战线后面对共军作战。即使日军在河南发动进攻之后，这个比例仍达百分之四十七。除了这些日军之外，汪精卫的七十八万伪军几乎全部是用以对付共军的。”

　　鉴于敌后游击战的成功，早在1938年3月，卡尔逊在致罗斯福的信中提到，应将敌后游击战推广到中国的其他战场。他认为：“八路军发展和改进了一种独特的抵抗侵略的方法。这种方法如果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就可以阻断交通路线，使日军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和军需，有效地控制了敌人的纵深，使他们能够打持久战。这种做法使中央政府有充足的时间来训练一支敌人难以对付的军队，并攻击和消灭日本的主力。此外，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耗尽日本的力量。”虽然在抗战时期也曾开展敌后游击战，但其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全面抗战时期，来华的西方人士记述了敌后游击战的活动细节，多方面展示了蓬勃发展的军事力量，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敌后游击战的战术、战斗情况、影响等，这些记录在今天也是珍贵的资料。正如希伯的评价，“国际人士看着新四军、八路军，把他们作为反对投降日本的保证，作为坚持中国抗日与最后彻底胜利的保证，作为争取中国独立民主的保证。国际人士知道，新四军、八路军已为中国写下最光辉的抗战史迹”。西方人士的相关观察与评论，打破了的新，从正面宣传了敌后游击战，在一定程度上亦纠正了舆论攻击“游而不击”的谬论，对抗战时期对外宣传工作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